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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報道

《企業管理雜志》:宋志平:深化國企改革的路徑已經清晰

來源:CNBM發布時間:

       國有企業改革一路走來,風雨兼程,迄今已經進行了40年。經過放權讓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探索統一的國資監管體制等重要階段,國有企業解放思想、攻堅克難,改革發展日新月異,貢獻擔當成績斐然。

       黨的十八大以來,國企改革進入了新時代,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和黨的十九大報告為國企改革指明了新的方向。十九大報告提出把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繼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明確了國有企業進一步改革的任務和目標。

       圍繞新一輪國企改革中以管資本為主、設立國有投資公司、發展混合所有制和建立企業內部機制等幾個核心問題,《企業管理雜志》記者采訪了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會長、中國建材集團董事長、黨委書記宋志平。

以管資本為主是國企改革的重大突破

       記者:請您談一談對當前國有企業改革的看法。另外您曾多次提到 “新國企”,請問這是什么概念?

       宋志平:改革開放40年是我國國有企業告別計劃經濟體制邁入市場經濟體制,進而鳳凰涅槃、走向輝煌的過程。進入新時代以來,新型國企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作用愈發強勁。國有企業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變化,確實值得研究。對此社會上有兩種認識,一種認為國企因為壟斷、“吃政府偏飯”“國進民退”,所以發展強勁;另一種認為國企傳統的體制和機制還是有生命力的,用不著改革,只要堅守就能做得很好。這兩種觀點都有些偏頗。

       其實改革前國企確實躺在政府懷里,但效率低下,發展緩慢。而今天,國企大都處于競爭領域,并不具備壟斷地位。說到底,國企之所以今非昔比,是因為在改革中摸爬滾打40年,終于找到了正確的路子,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

       回顧改革開放初期,由于體制機制不適應市場經濟,國企曾經非常困難,國企脫困時的艱難情景歷歷在目,那時候要求國企改革的社會壓力也很大。國企能有今天,是我們毅然邁向市場,擁抱市場化改革的結果,是幾代人心血和汗水的凝結,大家都應看到這一點,承認這一點。

       我們常講的新國企,是指國企引入了現代產權制度和市場化的體制機制。此國企非彼國企,這些新國企既不像外國人想象的那樣,是純而又純的國有獨資企業,也不像有些人以為的那樣,是完全靠國家輸血、靠壟斷和傳統體制機制支撐起來的。

       現在的中國國企是經歷了改革開放、經歷了市場化改革的國有企業,其中多數都上市了。中央企業將近70%的資產在上市公司,地方國企也有很多上市公司,這意味著產權的多元化,意味著國有企業接受了市場化改造,接受了市場規則,所以才有了今天的輝煌。

       像中國建材在總股本中的國有資本只占30%,非公資本和社會資本占70%。新國企,“新”在產權制度上,是多元化產權制度下的國企,是被市場化了的、被股份化了的、被混合化了的國企,要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國企變化。

       新國企從產權制度、公司制度,從體制機制的根子上發生了改變,與市場接軌后煥發出勃勃生機。這就是新國企真正的內核,這個內核就是市場化改革,市場化改革的內核則是產權制度的革新。

       記者:新一輪國有企業改革“新”在何處?當前國有企業改革有哪些關鍵突破?

       宋志平:中國國企經歷了40年改革,中間有過不少曲折,但國有企業和社會主義市場體系最終都發展起來了。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判斷,我國國有企業總體上已經同市場經濟相融合。黨的十八大、十九大以來,可以進一步說,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路子基本上走通了。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要以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這是基本經濟制度決定的。但怎么把公有制為主體、把公有制和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跟市場接軌,實現方式是什么?這就是改革的出發點和難點所在。

       做不到政企分開,企業就不能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過去我們實行計劃經濟,政企不分,效率低下,問題不少。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后,由市場配置資源,企業要成為有競爭力的市場主體,就不能再作為政府的附屬物。

       明確了政企分開的要求,還有個怎么分開的問題,另外分開了之后怎樣管控國有企業,也需要找到解決辦法。西方遇到過類似問題,他們的解決方案是將國有企業私有化。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不能靠私有化解決問題,必須探討一種既要發展壯大國有經濟,又要政企分開,讓企業成為市場競爭主體的新路。國企改革這么多年來,一直在探索的就是這個事情。

       黨的十八大到十九大這幾年,國企改革的實踐探索和理論創新雙管齊下,在這個關鍵問題上終于實現了突破,打通了改革“最后一公里”。過去我們國資監管的工作重心落在“管企業”上,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完善國有資產監管體系,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改革國有資產授權經營體制,準確界定國有企業功能定位,這是40年改革最新的成果。

       十九大進一步把這個問題講清楚了,要把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不是要把每一家國企都做強做優做大,優勝劣汰、要素轉移,符合市場經濟競爭擇優的規律。如何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思路是改革監管體制,過去國資委是管人管事管資產,既做“婆婆”又做老板,現在要以管資本為主,真正回到作出資者和管理人的角色,抓住了監管體制問題的核心。

       在市場經濟中,監管部門到底如何實現管資本?國有資本的投資載體是什么?如何讓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黨的十八大、十九大提出改組組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發展混合所有制、培育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目標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這就是當前國企改革的新意所在和重大突破。

       記者:當前國有企業改革在目標模式上的突破體現在什么地方?

       宋志平:首先是用管資本為主的方式實現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的目標。國家作為出資人,用資本運營的方式發展國有經濟,這是一個重大突破。國企改革40年來,最初我們放權讓利,但是政企不分,困擾不斷。后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提出了四句話十六個字: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

但政企分開的難關還是繞不過去,管人、管事、管資產的模式,還是無法真正做到政企分開。現在升華到以管資本為主,升華到以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為目標,一下子就解決了長期困擾我們的“國有企業怎么管、管什么”的問題,這真正是國企改革指導思想上最深刻的變革。

圍繞以管資本為主,將構建新的國有資本管理體系,重塑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的功能定位及管理方式,這超越了過去管理國有企業的慣性思維,是在40年改革發展成果基礎上的一場認識上的飛躍。

從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到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也是一次升華。過去我們說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主要是指國有企業整體而言的,新的目標進一步抓住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經濟的本質特征。

有了這個新的目標,在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的過程中,國有企業就應該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可以更加有效地進行戰略調整和局部調整,這對于國有企業適應創新驅動、競爭焦點快速變化的現代經濟體系十分重要。

大前提是改革要朝著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的方向邁進。有了這個方向,在過去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基礎上,進一步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通過對國有資本的有效管理,提高國有經濟的競爭力和影響力。

所以說,以管資本為主和把目標鎖定在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上,是當前國企改革在目標模式上的重大突破,是根本性的,它打通了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銜接的“最后一公里”。

國有投資公司是管資本的載體

記者:在新的路徑模式下,以管資本為主的國資監管體制究竟通過何種方式實現?按照新的路徑模式,將形成國資監管部門、國有投資公司、混合所有制企業的三層結構,這樣一來,如何構建國有投資公司以及國有投資公司的管理問題就無法回避,請談一談您的看法。

宋志平:國有投資公司是管資本的載體。國資監管部門要落實管資本為主,主要采取設立和管理國有投資公司的方式,成立多個專業化的國有投資公司。國家資本透過國有投資公司通過股權投入市場中的企業,國有投資公司雖然也是企業,但它是一種特殊的企業,它用股權的方式經營國有資本。這樣就形成了國資監管部門、國有投資公司和所投資企業構成的結構清晰的國有資產管理體系。

國有投資公司是經營國有資本的公司制企業。圍繞投融資和項目建設,推動產業整合、資產管理、開展投資運營,化解產能過剩,推進轉型升級。著名的淡馬錫就是新加坡的國家投資公司。中國會發展出一批專業化的“淡馬錫”。這是由我國的國情決定的。

中國的經濟體量大,各個專業行業又急需專業投資公司。現有的央企實際已經在發揮著類似的功能。央企大多數是控股公司,具有強大的投資功能。只要將這些央企做一些改造,強化其投資能力,轉變為投資公司,就可以事半功倍地建成一批具有強大專業投資能力的國有投資公司。

像中國建材集團就是投資公司,準確地講,是投資管理型產業集團,通過并購,短短數年成長為世界水泥巨頭,同時在“三新”(新材料、新能源、新型房屋)產業和互聯網+、人工智能等領域頻頻出手,配合“一帶一路”開展一系列跨國項目,有很強的投資能力。

有了投資公司,下一個問題就是怎么管?投資公司雖然是國有獨資公司,但也是依據公司法運行,應該依法通過國資委派駐董事組成董事會,這些董事應該是專家董事,尤其應有在投資方面富有經驗的專家,由董事會掌控公司戰略,決定重大的投資決策。

董事會聘任高水平的職業經理人,以形成一個功能完備的、有很強投資運營能力的投資公司。目前央企絕大多數都是有較強投資功能的產業集團,地方政府也基本上完成了投資公司的改造。今后可以以央企為基礎加快打造國有投資公司。

投資公司把國有資本作為股權投到企業里,那么投到哪些企業呢?參照《關于國有企業功能界定與分類的指導意見》,國有資金將投向三類企業:

第一類是公益和保障類企業,這類企業主要是國有獨資企業。比如鐵路、電網、電信、交通運輸類。

第二類即商業二類企業,涉及自然壟斷、關系國計民生的領域。一般采取絕對控股的方式,確保國有經濟控制力,保障經濟安全運行,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石油、石化等領域,國家要絕對控股,掌握更多主動權。

第三類即商業一類企業,屬于充分競爭領域,在這類企業中投資公司可以采用相對控股、第一大股東和參股的形式投入,其中心任務是突出保值增值,企業采取完全市場化方式。

屬于商業一類的央企有66家,都是國家用一定資本金,吸引大量社會資本發展混合所有制。其實在歐洲,像法國雷諾汽車、法國燃氣等知名企業,也有國有資本相對控股和擔任第一大股東的情況,這些企業都視同市場化企業看待。在這種模式下,國有資本作為股東通過促進企業效益增長和企業發展壯大,使國有資本保值增值,為國家增加財力。

就國有投資公司而言,投資公司主要是管股權,無論對國有獨資公司、商業二類絕對控股企業,還是對商業一類這種相對控股或參股的企業,都是通過股權來管理,派出董事,按照股權多少分享權益。這樣的構造符合公司法有關要求。國資委通過投資公司管資本,投資公司通過經營股權投資企業,企業用完整的法人財產權自負盈虧,這樣就形成了有效的國有資本管理和運行體系。

綜上所說,40年改革取得的成就,不僅包括國有經濟做強做優做大,最重要的貢獻是我們找到了國有經濟和市場結合的方式,找到了基本經濟制度和市場相結合的方式。

混合所有制打造共享新機制

記者:混合所有制是當前國有企業改革的一個熱點。國有企業和混合所有制企業在任務和職能上有什么不同?

宋志平:混合所有制由來已久。1950年代初搞公私合營就是混合所有制,后來引進外資搞中外合資也是混合所有制,現在上市也是混合所有制,國有資本與民營等非公資本直接混合的也是混合所有制。當前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大家有一些顧慮,國有企業擔心民營企業“螞蟻搬家”,最后把國有資本私有化了,民營企業則擔心跟國有企業打交道,國有企業那一套東西進來了,很快就被公私合營了。

實際上,這一次我們的混合所有制絕不是這個目標,而是希望大家共同發展,互利共贏。而這就需要雙方注意,作為國有企業,不要把行政色彩的東西放到混合所有制里,國有資本作為股東要遵從公司法,遵從市場,按照市場原則做,否則企業就會失掉活力。

作為民營企業,要規范治理,不要把不規范的東西放到混合所有制里,那樣混合所有制就亂套了。混合所有制應是優勢互補,國有企業的實力加上民營企業的活力等于企業的競爭力。中國建材發展混合所有制堅持了這些根本原則,從實踐來看是非常成功的。

按照厲以寧教授的說法,在一定時間里,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企業和民營企業三足鼎立的經濟結構,將支撐著中國的經濟。我們現在是將國有獨資、國有控股、相對控股和第一大股東的企業都視同為國有企業。

但隨著發展,我們應該按著功能分類和國有股本的多少把國有企業和混合所有制企業分開管理。

在公益保障類企業中我們主要是國有獨資企業,這類企業主要是以確保公共服務質量和成本控制為主要任務,目的是把公益和保障類的事情做好,因為這是全民的保障。

在商業類企業中,一般采用混合所有制方式發展。對于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處在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企業,一般采用絕對國有控股的方式,這類企業可按國有企業管理,但也應考慮非公資本的小股東利益,給予比較市場化的政策。

對于充分競爭類企業一般采用相對控股、第一大股東或參股方式。目前多數混合所有制企業都屬于這類,這類混合所有制企業其實屬于非國有控股企業,可以參照國際上通行的做法,將其視為完全市場化的企業。

這樣做有什么好處?

一個是在市場里面,國有股東不是處于絕對控股地位,而是跟其他投資者是一樣的、平等的,國有資本按照市場的公平原則分享股東的收益。這樣的設計有利于構建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就不會發生一會兒國進民退,一會兒民進國退的爭論。

第二個好處是方便國際化,參與國際競爭。現在國企參與國際競爭的大多是上市公司,國際市場的認可度更高。混合所有制促使國有資本更好地適應全球化的競爭環境。

中國建材在海外也是這樣做的,如贊比亞工業園,我們給民營企業留了19%的股份,如果沒有民營企業打前站、摸清了情況,國有企業也會兩眼一抹黑。所以說混合所有制對“一帶一路”和開放環境下的國民經濟與民生發展意義重大。

記者: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本輪改革的亮點所在,為什么要開展混合所有制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將為國有企業帶來哪些重要變化?

宋志平:混合所有制雖好,但也不是一混就靈,需要混得恰到好處。過去我講混合所有制是把“金鑰匙”,解決了“國有經濟和市場接軌、國有企業深化機制改革、社會資本進入國有企業部分特定業務、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攜手共進”四個難題。可以說,混合所有制確實能治愈很多國企的痼疾,用好了可一通百通。

現在無論國有企業、民營企業還是混合所有制企業都是公司制,應該說都解決了公司制度問題。但有了公司制度并不一定就有好的內部機制。機制其實就是解決企業效益和職工利益分配問題,即在所有者、經營者和企業員工之間如何分配收益。

西方國家企業在這方面經歷了漫長的探索,目前法國50%的企業是員工持股企業,日本企業大多人人持股。在混合所有制企業大力推行員工持股,順應了知識經濟、創新經濟、信息經濟時代人力資本日趨重要的趨勢。隨著人力資本相對于固定資產的資本比重日益增大,企業將會成為所有者、管理者和勞動者的共享平臺。

企業有三件東西最重要:資本、經營者和具備人力資本的員工,好的機制就是要把這三方面關系處理好。所謂好的企業機制就是企業所有者和經營者、員工之間利益有著正相關的關系。有好的機制企業發展就快,沒有好的機制企業發展就慢。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提出“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讓經營者、員工進一步參與利益分配,讓經營者、員工有積極性,企業才會發展,國有經濟才會壯大。

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呼喚優秀的企業家。優秀的經營者對企業成敗至關重要。有好的經營者,企業才能盈利。而差的經營者則往往導致企業虧損,甚至破產。因為經營者的差異,同樣是由國家出資、勞動者勞動的企業,有的經營不善虧損倒閉,有的躋身世界五百強榜單。因此發展混合所有制,要關心和愛護企業家,充分發揮企業家的經營才干。

職工不僅僅是勞動者,也是人力資本的主人。在混合所有制企業里,應該大力推行機制革命,建立共享機制。共享是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中的一個重要內容。過去我們講國有經濟是全民所有,全民共享,但這應該和企業所有者、經營者和勞動者共享機制結合起來。

經過多年的實踐,我們認識到,作為經營者和企業員工如果沒有企業發展紅利的分享權,一定會制約企業的長期發展。華為“財散人聚”的成功經驗就說明了這一點,在信息化和高科技時代,這也是企業發展的必然選擇。

同時,國有企業內部也應該有有效的共享機制。全民共享和企業共享并不矛盾,只有企業實現共享,才能更好地保證國有資本保值增值,保證全民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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